一本《泰西策》一部《盛世危言》，前者让唐浩然名扬海内，而后者却因皇上与地方大员的推崇，更令其声名鹊起，一时间名声大噪，在京城文人之中论及风头，无人能出其左，而唐浩然的过去亦随之再被挖了出来。

    从献“纱、丝、煤、船”富国四策，再到创办禁烟局，既能“渐禁而平烟毒”，又能拓财源于官府，短短数月间，湖北省年入多出百余万两，着实让人惊叹，有好事者称其所献“皆旁门左道，非圣人子弟所取”，亦有好者为其辩称。

    谤名也好，誉名也罢，随着一群清流言官在翁同龢的暗示下，纷纷上折支持“择台湾一地，试行新政，以证其效”，而这正是出自《盛世危言》“特区篇”中的“以一隅之地为全国之先，以免新政伤及国之根本”。

    若是搁过去，有人提“变法”、“维新”、“新政”以至“洋务”，立即就会有清流跳出来对其大加抨击，这会反倒全都支持了，不仅仅是因为那部《盛世危言》倍受皇